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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彬宇: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追求是什么

来源:人民网-传播频道

作者:李 慧

发布时间:2018-03-06 10:48:41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追求是什么

                      ——记廖彬宇先生讲《论语大义》之“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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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讲了“知易”,谈到了《易经》的很多方面,大家对《易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易经》提出了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命题,就是关于命运的问题。而同时“命运”也是中华文化所要解决的最为根本的问题。

  佛家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看到人有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出家修行,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由此发展出整个佛家的系统,从佛家的系统来解决人类命运的问题;

  老子的思想贵生、守柔、处顺、卑下、守中、守静、处厚、保重、冲和等思想,也是在为人类命运臻于圆满而开出的药方;

  儒家《论语》在中间部分,借子夏之口讲了一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季氏篇》里孔子又讲了一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最后一章,孔子又总结性地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如何解决人类命运的问题,儒家将之放在了首要位置。而其实人类的根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最终命运归宿何去何从的问题。命运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我在多年前出版《国学旨归》第一辑时,谈到了这个问题,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立足人类未来命运归宿何去何从进而产生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是站在“道”的制高点上,自上而下俯瞰人类,清晰地把握住人类命运蓝图,如同卫星导航一般,指引着人类走向光明、走向幸福、走向成就、走向圆满。这就是智慧的引领。具备了这种智慧的人,就是“得道”的圣人,他们留下的思想和文字,被称为经典。而我们学习经典、效仿圣人,就是获得智慧,走向圆满。我把这样的终极关怀,定为《国学旨归》的副标题,也就是揭示中华文化的伟大追求,叫做“天人视野下的终极关怀”。

  而通本《易经》,其实也是在解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成中英先生认为《易经》既是预测学又是决策学,其实这个说法,不是现代人的首创,古已有之。《礼记》里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这个“豫”,就是源于《易经》六十四卦的卦名,《豫》卦。豫,也是今天河南省的简称。

  豫这个字,本身就包含了预测和决策含义。“豫”通“预”,即指预先,有先见之明,也就是预测;凡事能预见到结果,就能根据结果的好坏来进行方向性的决策以及计划的拟定,所以“豫”又代表了决策,并代表了计划。“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就是要目光长远,看到未来的结果,不能预见到结果而去做,就是盲动,就是草率,老子将之称为“妄作”,由此产生一个成语,叫做“胆大妄为”,形容一个人做事没有智慧,不顾后果。

  而能够看到结果,结果好,就要努力去保持它,壮大它,《易经》里叫做“守中保大”;看到结果不好,就要未雨绸缪,努力去改变它,使它从不好,最终变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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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就是一本变化之书,教人如何把不好变成好,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洗心革面、积善余庆、先否后喜、如履薄冰等等理念,目的就是要把预见到的不好变成好。

  能够预见到结果,这样的事情才能去做,这就叫“豫”则立;不能够预见到结果,这样的事情就做不得,是心存侥幸,是冒险主义,这就叫“不豫则废”。所以“犹豫”是什么意思呢?犹,好像的意思。就是好像能决策,又好像不能决策,在决策与不决策之间徘徊不定,就叫做“犹豫”。

  《易经》最终揭示了一条让命运走向圆满吉祥的法则:无论是保持好的结果还是将不好的结果变为好,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一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积善余庆”“先否后喜”“如履薄冰”等等。因为预见到了好的结果,则放松懈怠了,那么好的结果也会变坏,我们不让它变坏,反而还要让它变得更好,那就唯有朝着正确而光明的道路继续努力;预见到了坏的结果,那就更要赶紧调整方向,一方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洗心革面,另一方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善积德,就会慢慢转化变好过来。所以当一件事合乎道义合乎常理就去做,不问结果,结果也好,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合乎道义、合乎常理,不需要问结果,结果自然好。因为无论结果好坏,你都已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履薄冰”了,所以在做事之前你并不知结果到底是好是坏,最终都一定会是好的,因为你的道路没有走错,那么结果本来是好的,就会更好;结果本来是坏的,也照样会变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何能预见到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内在逻辑。好比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在种种不利的形势下,四处被围追堵截,根本看不到未来的结果,硬是凭着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获得成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揭示的,只要时刻以人民为本,发心至善至大,所作所为自然符合道义、符合仁义,就必定会走向成功、走向成就。这也就是《易经》最终得出的结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仁义之师,是战无不胜的。也就是“人民拥护的军队和政党,是战无不胜的”。这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算命,而是有能够“自证”的逻辑蕴藏其中。什么意思呢?就是问心无愧,不问结局。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这句话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政党和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者的天下担当。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既是中华文化的根本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

  今天,新中国建立起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还将继续沿着成功的道路走下去,辉煌起来、伟大起来。因为只要真正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揭示的这条道路上,就必然如此。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命运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观,这个命运观,也叫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乎人类命运归宿何去何从的终极关怀,共产主义也同样是关乎人类命运归宿何去何从的终极关怀。后面我会给大家再来解读。

5a8fc97c4a74d.jpg 个人的命运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个思想,就源于《易经》的“忧患意识”,《易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要预见到未来命运的好坏,如何让未来的命运变好?就成为了《易经》的核心问题。所以《易经》的追求,是“趋利避害”、“趋吉避凶”,就是如何改变命运的问题。

命运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在多年前出版过一本书,叫《干支哲学》,就探讨过这方面的话题。

在古代对命运有过较多阐述的人,首推汉代的王充,他客观发现了命运存在的现象,却没有发现“革命”“造命”的思想,而陷入了命定论、宿命论。

  王充的命定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论衡》的《逢遇》《累害》《命禄》《气寿》《命义》《偶会》等诸篇。主要有以下几种:

  ⦁幸偶是宇宙生成的决定者。

  王充用各种事例反复说明,人和万物“遭祸福”都是因为“有幸有不幸”“有偶有不偶”,就是说都是偶然的。如:“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

  “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

  “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

  “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体现出来的这种偶然性又都由偶然承受的气不同而形成,并非是天施放气时有所偏袒。

  ⦁逢遇是人生前途的决定者。

  这里提到《论衡·逢遇篇》所讲的故事:周朝有个人想做官,屡次都没有被任用,年纪老了头发白了,在路边低声哭泣。过路人有的问他:“为什么哭啊?”回答说:“我想做官却屡次不被任用,自己悲伤年老错过了时机,因此哭了。”有人问:“你想做官为什么一次也不被任用呢?”回答道:“我年少的时候,学的是文。到文治之德成就了,开始想做官,而当时君主喜欢任用年老的。爱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后继君主却又要任用会武的,于是我改为习武。武艺刚学好,重用会武的君主又死了。年少的君主刚即位,喜欢任用少年,我的年纪又老了,因此一次也没有被任用过。”

  ⦁幸偶与逢遇皆由命定。

  从理论上探讨了一个人“逢遇”或“累害”的根本原因。王充提出:“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名,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分决定死生寿夭的寿命,与决定贫富贵贱的禄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

  ⦁人命国命皆由天定,而国命胜人命。

“  人有寿夭之相,亦有贫富贵贱之法,俱见于体。故寿命修短皆禀于天,骨法善恶皆见于体。”即是说,人有长寿短命的相,也有贫富贵贱的相,这些都能从身体面貌上表现出来。所以,寿命的长短全在于从天上承受的气,骨相的善恶全可以从身体面貌上表现出来。骨(骨骼、形体)相(相貌)能反映人的命和性)又“国命系于众星。列宿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即是说,国家的命运决定于众多的星宿。各星宿的凶吉,使得国家有祸有福;众星宿的移动,使得人有盛有衰。

  这里王充又举例论证: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降兵在长平地下,四十万人同时死亡。长平坑中的老少同时被活埋了,万数之中,一定有长命不该死的人,遇上时世衰败,战争四起,就不能正常活完他的寿命。人命有长短,时世有盛衰,时世衰乱,人就容易得病死亡,这正是遭受灾祸的证明。宋、卫、陈、郑四国同一天一起遭火灾,四国人民当中一定有禄命旺盛不该衰退的人,然而都跟着一齐受灾祸,这真是国祸高于禄命。所以,国命胜过人命,寿命胜过禄命。

  五、国命系于时数,非人力所能为。

  王充认为国家的治乱,世事的变迁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条件的变化有一定的周期,所以国家的治乱就有一定的期数,与统治者的德行才能无关。“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据此发现,王充提出了一个“偶然决定一切”的命题。在王充看来,这种偶然性,对物来说就是自然性;对人来说,就是命,“偶然决定一切”在此即“必然决定一切”“自然决定一切”。

  在王充看来,自然性、偶然性、必然性就是一个道理。他就整个世界来说,天地之施气、人物之出生,都出于“自”或“自然”,并非有上天在主宰,也并非出于神的某种目的;就个别的物或人来说,那么,它的生成发展是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的,这种决定即是一种自然性的决定,而非由于某种外力所加;这种决定,在人即谓之“命”。再回过头来,就个别物,人的相互关系而言,则表现为一种偶合的形态或表现为偶然的形态,这种偶合并非是神或人故意造成的,而是自然。王充这种命定论的错误就在于把自然的必然性绝对化。所以他的宿命论只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因为在当时黑暗的社会背景下,贵贱高下并不决定于才能德行。尊卑荣辱并不决定于人的贤愚智不肖。即所谓“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王充不愿承认这种情形的合理,又看不到合理时代的曙光,便诉之以“命”。他如实地揭露出社会的矛盾,至于怎样变革这样的矛盾,则是他所不知道的。

  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恰恰是反对命定论、宿命论的。前面我们所谈到的《易经》中关于改变命运的话题,就是对命定论、宿命论的坚决否定。《易经》革卦的思想,提出来“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就是指一个人从内心的改变到行为的改变最后演化出对命运的改变。所谓“否极泰来”“穷则思变”等等,均是对这种变化情状的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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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六十四个卦,没有一个卦是讲结果的好坏,都只是讲状态的好坏。所以《易经》不给你下好坏的结论,只给你描摹出状态的好坏。只要是状态,就可以调整,状态不好,调整好了,朝着好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结果自然就好。状态哪怕现在很好,但是你沾沾自喜,懈怠了,状态就会变坏,朝着坏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结果自然就坏了。所以要保持好的状态,就要坚持两个根本原则,一个是“自强不息”,一个是“厚德载物”。“厚德”决定了正确的方向性,“自强”决定了持续性。这两者结合,就决定了命运必定获得圆满成就的可能性。

  所以这种思想,不是必然论,也不是偶然论,而是自然论。必然论就是必然如此,必然这样,王充的命定论、宿命论就是必然论。偶然论是认为一切发生的现象都是巧合,而忽略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交互作用。无论必然论和偶然论,其实都是极端论,都是对世界的认知缺乏完整性的片面与偏激。

  命运的必然论让你感到没有了变化的空间,容易让人消极;命运的偶然论让人觉得人的存在没有意义,同样容易让人消极。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而什么是命运的自然论呢?你方向又是对的,又付出了十分的努力,就自然会有十分的收获与你相应。你方向是对的,付出了五分的努力,就自然会有五分的收获与你相应。这两者之间是成正比而匹配的。因为你付出了五分,就能看到并抓住这五分的机会。机会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你付出得越多,对机会的观察及把握就越多越深。而你付出得少,对机会的观察及把握就相应地少。所有机会是充满于世界的,能否获得机会,取决于你对机会的认知有多少。你对机会的认知,取决于你的方向及努力。前面说了,方向就是“厚德”;努力就是“自强”。你付出了十分的努力,自然就有十分的收获,付出了两分的努力,就不要奢望百分的收获。

  如果你身居高位或者拥有巨大财富,却并未作出过多少付出,那么自然会有相应的祸患发生在你的身上,这就是《易经》强调的“德不配位”。你的德行和地位远远不相配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如果德行在低位,而地位在高位,那么你必将从高位上拉下来与德行的低位相匹配,这种巨大的反差,在某一时间爆发的时候,往往让人难以承受,让你强烈地感到从人生的高处摔下来,甚至摔得粉身碎骨。所以《易经》的这个思想,也就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证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必定能够夺取政权,推翻剥削阶级。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朝代与朝代之间的更迭也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每一个朝代都是无产阶级怀着神圣的初心夺取了政权,由于家天下的制度,子孙们渐渐忘掉了这个初心,甚至背离了这个初心,从无产阶级的初心又演变成了剥削阶级,于是又走向覆灭,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又起来推翻了它。中国共产党看破了这个现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这种历史的宿命中走了出来,一方面从纵向上打破这种家天下的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又从横向上超越美式民主制度,建立了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必然能够走向遥远的未来和胜利的辉煌。关于帝王专制的家天下制度和美式民主制度方面的论述,我在《平心平天下》一书《传统文化与国家战略》文章里有过阐述,大家可以下去了解。

  所以我常常讲,自然中包含了必然和偶然,又超越了必然和偶然。自然是你随时可以觉察自己,调整自己,改变自己,进而觉察到命运、调整命运、改变命运。“必然”是命定论、宿命论,偶然是对世界的认知不完整,具有片面性;而唯有“自然”是安身立命、归根复命、“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宏论至论。

  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改变命运,也要懂得这三者的交互关系。命定论和宿命论都是过分强调“天时”和“地利”的作用,却完全忽略了“人”这一主体的能动性。孟子吃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到了“天时”和“地利”固然重要,但人本身至关重要。所以他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层层推进,让人明白这三者当中最重要的还是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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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时有了,地利有了,但人自身却烂泥扶不上墙,这是怪命运吗?还是怪自己太不争气。天时不对,地利环境也很糟,但是人以超强的自身能动性,照样可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驾驭命运,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孔子,生于乱世,可谓不得其时;一生动荡不安,可谓不得其地,但是有一颗匡时济世的发心,照样可以“不怨天,不尤人”,照样可以“不惑”“知天命”,照样可以“耳顺”“从心所欲”,没有烦恼,可以将思想散播天下,培养出七十二贤人,为中华民族立人极;周文王,被纣王囚于羑里,可谓不得其时;身陷囹圄,可谓不得其地,但是发挥超强的自身能动性,在狱中编定《周易》,从而使得之后文化大繁荣,奠定了周朝八百年根基,这是最倒霉的人生,却创造了最辉煌的事业;司马迁和周文王一样,身陷囹圄,甚至遭受宫刑之辱之苦,却依然没有放弃,最后创造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传诵千古。司马迁在《任安书》里有这么一句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个“发愤之所为作”是什么?就是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人和”精神。

  人只有有了这种坚守正道又能发扬正气的精神,甚而可以改变“天时”和“地利”,使“天时”和“地利”都能为“人”所用。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毛泽东及其带领的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在长征时期,都可谓失尽天时、失尽地利,但是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怀着对中国人民亿万万同胞未来命运的关怀,彻底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潜能和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使“天时”和“地利”全然为我所用。地利方面,尤其长征时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连根据地都没有,成天被国民党的各大部队围追堵截,只能翻雪山、过草地,钻密林,却恰恰在这种失尽地利的情况下,运用最恶劣的地理环境,充分运用“人和”的智慧,打游击,保持有生力量,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主力,化被动为主动;天时方面,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门心思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倒行逆施,大失民心,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大得民心,使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侧目相看,致使蒋介石最“亲密”的兄弟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挟持蒋介石联共抗日。这是“人和”改变“天时”,中国共产党从反围剿战争到长征,从长征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解放战争到建立新中国,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步步扭转乾坤,一步步改天换地,从一开始,靠的就不是天时,不是地利,而是共产党人的信念,正是这个不朽的信念激发了共产党人的智慧与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用这种“人和”的力量,一路走来,彰显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更重要的文化自信。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党,可以如中国共产党这般,如此自豪自信,中国人民也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自豪自信地屹立于世界之巅。这种自豪自信,不是凭空而来,是历史的锤炼,是文化的积淀,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智慧传承。

  我在《干支哲学》这部书中,对命运提出了“三命”的理念。即所谓“知命、革命、复命”,知命就类似于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自己”,当然“知命”的内涵比“认识自己”深刻广泛得多。革命就是改变运,“革”字源于《易经》的《革》卦,革新的意思。革命就是勇于与自己的命运作斗争,敢于与自己的习气作斗争,敢于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引申开来,就是敢于与邪恶的势力作斗争。所以革命本身就有立命、造命的含义在。复命的境界更高,“复”字也是源于《易经》的《复》卦:“复见天地之心”,是指明心见性。复命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圆成,让自己的智慧圆满。这“三命”的理念,知命是为了更好地革命,革命是为了实现复命的目标。所以知命是方法,革命是手段,复命是追求。

  我的《干支哲学》书中,涉及到了算命方术,但是我本人从始至终并不赞同也并不主张算命,我在书中,借助算命的方术,来帮助更多人启发对命运的感悟,对天道规律的感悟,进而培养自己的德行,驾驭命运、完善生命。

  西方哲学讲“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在中华文化中早已讲得很清楚。即所谓“厚德载物”。这个德既包含德性,也包含德行。德性本身包含了性格,而德行又是性格的表现。性格好的人,其德行就容易好,性格恶劣的人,其德行就容易败坏。性格的好坏,往往决定一个人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进而产生命运的结果。价值取向同时又决定了他的朋辈,朋辈又反过来决定他的成长。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好逸恶劳价值取向的人,就容易和窃贼、赌徒聚集,十赌九败,选择的行业错了,命运还能好吗?所以俗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佛家特别重视择业的问题,八正道的提出就是针对于此。

  那么问题来了,性格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西方心理学就有许多的解释。比如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和,就容易导致孩子某些方面的心理缺陷甚至障碍。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完全。比如古代舜的父母对他极为残忍,曾多次加害过他,但是他最后却成了圣人和王者。

  佛家的思想,对于解答命运的问题可以有很好的启发。佛家认为人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末那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人所有造作的业,都会存储于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好比飞机上的黑匣子,飞机毁坏了黑匣子还在。阿赖耶识也并不随人的身体的毁坏而毁坏。当它继续发挥作用时,就决定了你的天赋,你从小就莫名其妙喜欢某些东西,并对此表现出有过人的天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过去做过这样的事;同时阿赖耶识又决定了你的喜好,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一些人,有些人莫名其妙就会来帮助你,有些人莫名其妙就会来障碍你,人的命运往往会因为某个人的出现而改变某一个阶段,因为某些人的出现,而改变了一生。为什么会这样呢?佛家的开解就是四个字:“缘分使然”。无论是这些出来帮助你的,还是伤害你的人,都是你过去自己造作的业和缘。所以人的命运是由“缘分”产生的,缘分又是怎么产生的呢?缘有善缘,有恶缘,有增上缘种种。归根结底,还是跟你的德行有关。你过去德行好,善缘、增上缘就多,你过去德行浅薄,恶缘、逆增上缘就多。所以,命运还是由自己的德行所决定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孟子所讲的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什么样的命,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发心,什么样的德行。

  换句话说,改变命运,主要就是修养自己的性格,完成自己的人格,与自己的积习和恶习做斗争。所以改变命运的方法,让命运臻于圆满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履薄冰”“革故鼎新”等等。只管去做就对了,不问命运如何,问心无愧,这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也是孔子讲的“乐天知命故不忧”。常人往往对未来充满恐惧,是源于对未知的恐惧。而知命的人,知道的命运的道理,加强了德行,同时问心无愧,知道未来一定差不了,所以没有畏惧,相反内心充实愉悦,命运也会越来越好,一切的吉祥,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所以一个注重德行的人,不去算命,因为自己问心无愧,对未来也就没有了困惑;为什么常听人说“命越算越薄”?因为内心没有底气,缺乏自信,希望通过算命来获得一点精神上的慰藉,结果往往受人摆布,经常算命,就经常在意算命先生的言论,自己的命运被人所操控,不“薄”才怪。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命是天之所命,天然生成的,也就是人的本性。知命,就是知天命知本性。天,指天道天理;性,指本性良知。知命,就是掌握、明了了天理良知的奥秘,明了生命之真相、宇宙之实相。穷达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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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命,是真正有了自知之明,知道了自心本性的光明。知道虽然不是证悟,却是证悟的起步。信解行证,知命相当于“解”,深度的理解。知命,就是知道人性有本性和习性的分别,本性至善而习性易恶,掌握存养的功夫,用温良恭俭让的修为来对治贪嗔痴慢疑的习气。

  《荀子·子道》记载: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能让人知己、知人,都是智慧;而自知,则是更大的智慧。

  性有本性和习性的分别。先天之性也就是天命之性,为本性;后天之